上海浙嘉:科创板背后(沪深交易所竞争格局突

发布时间:2019-11-13 08:29

上海浙嘉:科创板背后(沪深交易所竞争格局突变)


1986年11月10-13日,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。在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的邀请下,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•凡尔霖率团参会。

按照级别对等的外交原则,陈慕华以国务委员的身份接待凡尔霖,已经显得足够隆重了。但令人意外的是,邓小平临时起意要见见他。

研讨会结束之后的第二天,邓小平与凡尔霖正式会面。交谈之中,邓小平半开玩笑半正式说道:“你们有个纽约证券交易所,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。”

会谈行将结束之时,凡尔霖将一枚纽交所正式会员的证章赠送给了邓小平,并说:戴上它就可以在纽交所大厦里通行无阻了。作为回赠,邓小平则把一张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送给了凡尔霖。邓小平告诉他,这只股票的资本金是165万元,发行了3.3万股,凡尔霖是唯一的外国股东。

如今,这张股票作为文物保存在了纽交所的展览室里。

32年前,邓小平打破常规接见约翰·凡尔霖并且赠送股票的行为,可谓非同凡响。一些敏锐的地方官员感知到了春江水暖。

当时,美国《时代周刊》驻北京首席记者吉米,就此事撰写了一篇报道《中国初出茅庐的股票市场向美国内行取经》。国际社会几乎难以相信,社会主义中国会推出带有资本主义烙印的股票市场。要知道,1949年6月,陈云和陈毅联合下令取缔了国民党时期遗留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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胎动:冰融前一刻

其实,在此之前,伴随改革开放的脚步,股份公司、股票、股票交易等等带有资本色彩的事物,就已经在华夏大地悄悄孕育中。

经历十年动荡后,经济开始恢复发展,抚顺红砖一厂年产量800万块红砖已不能满足市场2300万块的需求量。如果扩大生产能力,需资金1800万元。如何筹资呢?此时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办事处向市建委、市人行报告,希望发行180万股股票来解决。市建委觉得此法较好,建议发行280万股股票。1979年10月20日和12月27日,市领导两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发行股票之事,达成原则上同意的决议。

1980年1月1日,抚顺红砖股票正式公开募股。截至1月28日,有200多家企业认购,280万股股票认购一空。于是,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股票问世了。

接下来,不同城市公开募股的事例陆续涌现:

1980年4月——成都工展股票;

1983年7月——深圳宝安股票;

1984年7月——北京天桥股票;

1984年11月——上海飞乐股票;

1985年1月——上海延中股票。

到了1986 年9 月,中国开设了第一家证券交易的营业部。这个营业部不是证券公司的营业部,而是借用了一个银行的营业部——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来交易的。这是一个属于场外交易的柜台市场,能交易的股票只有两只——飞乐音响、延中实业。

不过,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好几年,虽然股份制持续在萌芽、试点、孕育,但整个社会大环境依然受着左的惯性思维影响,“姓资姓社”的讨论从来就没有消停过。因而,对资本主义属性的事物,依然是质疑与批判的基调。

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邓小平向外国客人赠送股票的行为,可以说是当时中央最高层第一次用具体的行动,肯定了企业发行股票这件事的正当性。

1987年10月19日,星期一,纽约的秋天分外阴冷,黑色阴霾笼罩了整个股市,道琼斯指数当日暴跌508.32点,跌幅达22.62%,刷新了1929年之后股市单日暴跌记录。随后,恐慌蔓延至全球。

“那天早上我到公司时快10:00了。到办公室一看,就像电影里一样,办公室的人一个个都那样,就像谁死了,我当时就有这个感觉。我问发生什么事了,秘书告诉我,股票市场垮了。我就揣了一个小照相机,跑到股票交易所去了。华尔街口上停了至少有七辆电视台的直播车,摄像机就对着交易所楼上。为什么对着上面?等人跳楼呢。”

那一天的情景,在高西庆的记忆中历历在目。当时,他还是华尔街马基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。

当天晚上七八点,高西庆突然接到了来自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电话,请他前往领事馆。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在纽交所当交易员的王波明,以及中国驻纽约主要机构的负责人。讨论的议题是,来自中央的密电——全球股市暴跌可能对中国的影响。

正是因为这次会议,高西庆、王波明、刘二飞等一批30岁出头的华尔街背景海归派聚在了一起,当王波明提议“咱们是不是也在中国建一个股票交易所”时,高西庆一拍即合,两人约定回国后干5年,如果干不成事,一个去修自行车,一个去卖包子。

1988年夏,高西庆、王波明等常约在北京城西的灵境胡同柿子树下,激情四溢地讨论着建立股票交易所的细节。当时高西庆开玩笑说,以后交易所建起来了,这棵树就和美国那棵梧桐树一样有名了。

1988年11月9日,国务院第三会议室,国务院副总理听取关于《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》的汇报,其中包括《关于筹建“北京证券交易所”的设想》。该等文件的执笔者包括周小川、高西庆、王波明等八人。

推进似乎一切都很顺利。

1989年3月,王波明、高西庆等参与的“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”(简称“联办”,后改名为“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”)宣告成立,在“联办”章程上签字的,包括现国家副主席、经叔平等日后如雷贯耳的大人物。

联办的成立,几乎就是在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做前期的筹备。时任联办秘书长的张晓彬回忆称:因为汇报会上领导要求我们少说多做,低调筹备,所以我们不敢叫“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办公室”,就想出了“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”的名字。

然而,即便方案递进了中央最高层,即便有元老的支持,外加有日后能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政坛黑马参与,但在那个“姓资姓社”被激烈争论的年代,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立计划最终夭折在了冰融前一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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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世纪:两隔一千五百公里的速度与激情

在“联办”筹划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同时,1200公里之外的黄浦江畔,以及2200公里之外的南国小渔村,也顽强地闪烁着两盏筹划证券交易所的星星之火。他们将在1990年会师,并联袂照亮中国此后三十年的证券大时代。

1988年5月,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李灏率团访问欧洲,得到了设立证券交易所的建议。对急需建设资金的深圳特区而言,这是理想的募资渠道。为此,李灏回国过境香港时,马不停蹄去拜访了新鸿基证券主席冯永祥。

“冯先生,我请你当深圳市政府顾问,你帮我做几件事:一是协助深圳市政府制定深圳市金融证券发展的总体规划;二是请你派人到深圳帮助我培训资本市场的人才;三是当我启动筹建交易所的时候,相关的一些资料,不管英文的、中文的,你都给我们提供。”

1988年11月,深圳市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,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起步——禹国刚、王健(时任深圳发展银行副总经理)牵头操办。

日语专业背景出生的禹国刚,原先在深圳爱华电子公司当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,但对证券知识颇有兴趣。1983年,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招考两人,公派去日本进修证券和证券交易。禹国刚最终从众多竞争者中胜出,成为被录取的二人之一。

五年之后,禹国刚成为了深交所筹备执行的核心成员。

禹国刚将筹建深交所的过程形容成是他的创业:“最初筹备的时候没有钱,请那些研究生帮我们翻译资料,不能不给人家钱,人家到深圳起码要吃、要住。我就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借了一套房子,又借了一些桌椅、板凳、被褥等等东西。那套房既是宿舍,也是饭堂,同时还是办公室。我们就在那儿开会、写文件。我们还得到了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20万元无息贷款,作为专家小组开办费用。”

经过5个月的奋战,1989年4月,一套33万余字,浓缩了国外公司法、证券法、投资保护法、会计制度的蓝皮书——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》出炉了。

相较于深交所的筹建,上海方面筹建上交所则晚了整整一年。

1990年春夏之交,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率团访问美国、新加坡等地。在访问的最后一站——中国香港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,朱镕基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:“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。”

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即将成立的消息,在国际上立刻引发巨大反响,而在国内却是一片诧异,因为此前几乎从未听说上海在筹建证券交易所。

在此之前的1989年12月2日,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,上海市委扩大会议召开。在此次会议上,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立,由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、上海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贺镐圣组成。三人小组直接对朱镕基负责。

在北京“联办”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偃旗息鼓的背景下,当时上海筹备组成员不仅心里没谱,甚至感到巨大政治压力。“主要是担心政治上有风险。”为了给三人小组打气,朱镕基对他们表态:你们不用害怕,出了事我和刘鸿儒(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体改委副主任)负责,你们还在第二线呢。

1990年年初,三人小组向朱镕基提交上交所的筹备方案,建议1990年实现试运行,正式开业安排在1991年四五月间。雷厉风行的朱镕基批示:请抓紧一些,可否力争今年开业。

外访回国听取进展汇报时,朱镕基发现交易所筹建推进远不及预期,面前是一筹莫展的汇报三人小组。“没有先例的事情,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朱镕基急了,真急了。他要求派一个不墨守成规、敢闯敢干的年轻干部来干活。于是,贺镐圣退出三人小组,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处长的尉文渊接替上任,他也成了日后上交所的第一任总经理。

当时年仅35岁的尉文渊受命扛起重担,成为执行者。尉文渊选了两个助手,其中一个就是日后出任南方证券董事长的刘波。

仓促起步筹备的上海,在制度建设、上市规则、交易规则这块几乎是空白,这个文件可不是两三天能整出来的。此时,深交所筹备组的“蓝皮书”早已定稿。

当时刘波就带了六人到深圳,找到深交所筹备组的禹国刚,希望要一套深圳的蓝皮书。在禹国刚看来,那可是自己筹备组花了近半年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才整出来的宝贝,哪能随便给。但后来他想了想,给就给吧,让他们看看。结果禹国刚没有想到的是,他们把这份文件拿回去以后,据称“只改了两个字,深圳改成上海,全套照搬”。

很快,在尉文渊的拼命带领下,上交所的筹备工作进展神速。

1990年9月19日,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《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》。

10月8日,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批示同意;11月14日,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;11月26日,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成立大会,并决定12月19日正式开业。

此时的深圳,感觉好像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,迟迟没能拿到中央准许深交所成立的批文。最着急的,莫过于市委书记李灏了。为了此事,李灏专程进京当面请示中央领导,并陈情:让我试试,出了问题我担责任。

得到默许之后,1990年11月22日,李灏与当时的市长郑良玉、副市长张鸿义以及市人民银行负责人王喜义等,直奔筹建小组的办公室。

李灏到达的第一句话是:今天不是来讨论的,是来拍板的,因为这事讨论没完呀,我们就下决心,什么时候开?结果一问,一切准备就绪,就等拍板开业。

上交所定于12月19日正式开业,李灏决定让未获“准生证”的深交所抢先试营业,把时间定在了12月1日,“手续由市里申请补办”(1991年4月16日,深交所正式拿到获准成立的批文)。

就这样,在1990年的最后一个月,新中国的两家证券交易所以近乎赛跑的方式先后开业了。此时,两大交易所一共仅13只股票,戏称“十三太保”,上海8家,深圳5家。

交易所成立的一小步,却是改革开放迈出的一大步。之后,这个新生的资本市场,无数次地吸引了上自庙堂下至江湖的关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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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长的代价:野蛮生长,弊端初显

1992年的春天,是个充满希望的春天,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启了南巡之旅。

该年5月21日,为了刺激股市的发展,上海证券交易所放开了涨跌停板制度,当天上证指数就翻了一倍,涨幅105%。7月,深圳计划发行新股。

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手机上简单便捷地申购新股,很难体会股市发展之初的1992年需要排几千人的长队,费尽周折用身份证买抽签表,再用中签的抽签表去申购股票的繁琐程序。

1992年8月初,深交所发布了发行新股的公告,计划发行5亿股,预计发售500万张认购抽签表,中签比例10%。股民凭借每张身份证可买10张认购抽签表,每张抽签表100元,按10%的中签率,一张中签表可以申购1000股新股,一旦中签则可获利万元以上。这无疑是一本万利的赚钱买卖,于是乎深圳邮局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成箱成捆的身份证。

股民甘爱军怀揣着四处借来的身份证,和司机朋友老高,从广州开车到了深圳福田,开始了与股市的第一次接触。甘爱军说,为了防止别人插队,“我们只能搂住前面那位排队者的腰或是扶着肩膀,而后面一位也重复着同样的动作。幸好老高站在我前面,熟人,搂起来不尴尬,后面那位也是搂着我的腰,还好后面那一位也是男的。当时排队的也有女人,同样紧紧搂着前面一位的腰,没有办法,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去,炒股,赚钱呗。”8月的深圳,酷暑难耐,周围散发着一阵阵馊味,他分不清楚到底是自己身上的,还是来自别人。

像甘爱军和老高这样怀揣着发财梦想的人多达120万人,在分布全市的300个银行、证券营业网点,排了2天2夜的队。8月9日,抽签表正式发售,然而,仅仅过了半天即告售罄,这120万的排队大军大部分落空而归。紧接着,队伍里开始风传有不少内部权力部门借用职务之便,把大量的表偷偷买走。

群众的愤怒开始传染,人们集结掉头前往市政府门口,要求惩治腐败。事态扩大并持续至第二日凌晨,聚集的群众越来越多,汽车被烧毁数辆,并且有声音扬言要烧毁市政府对面的加油站。震惊全国的“810风波”就此发生。

事后查明,一共有超过4000人私分了超过10万多张抽签表,包括某证券公司营业部的副总,一人独吞了整整一箱5000张的抽签表。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打击了股民的信心,在之后的4天里,沪深股市大幅下跌,上证指数跌幅高达45%。

新生的中国股票市场必然会面临诸多成长的烦恼,深交所810风波的伤疤还没好完全,上交所327事件又接踵而至。

1992年,国债(国库券)开始发行,但交投惨淡。为了活跃当时的国债市场,曾前往美国考察的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提出,可以在上交所尝试推出国债期货。1992年12月28日,中国国债期货交易首次出现在了交易所系统中。在初期期货交易头寸管理比较严格,但由于期货市场不活跃,头寸逐渐放开,同时随着股票市场热情散去,国债期货市场交易愈发活跃,呈现蓬勃发展之势。

1992年发行的总规模240亿元的三年期国库券(327国债)将在1995年6月到期,复利9.5%,面值100元的国库券到期本应兑付100*(1+9.5%)^3=132元。在兑付前夕,市场传闻财政部会提高兑付利率,以148元兑付。也就是说,该国库券的保值补贴率达到460BP(4.6%),加上9.5%的利率,该国债的总回报达到14%。

彼时,“上海证券市场三猛人”之一的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对此颇不以为然,毕竟按美联储的贴息经验,一般为25个BP,远不能达到460BP之多,简直天方夜谭。再加上管金生判断当时国家紧收银根、高层狠抓宏观调控的时候不会出太多的补贴。双重逻辑驱动下,他认为看到了套利的空间,拼命做空327国债。尽管当时的金融背景是连银行储蓄率都有10%的利率,国债保值补贴率通常为7-8%。

而隶属于财政部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(简称中经开)则认为国内通胀居高不下,保值补贴率大概率会涨,自然成为327国债的多头主力。1995年2月23日,财政部发布公告将按148.5元兑付327国债。当天开盘,中经开一度将327国债价格拉到150元,管金生彻底慌了,这意味着万国证券将面临60亿元的巨额亏损。

面对如此惨景,管金生只能背水一战,他利用国债期货的交易漏洞,透支卖出327国债,在最后8分钟,空方用780万口卖单将价格从151.3元打到147.4元,多方还未来得及反应,这场价值上千亿元的厮杀即以空方胜利告终,以中经开为主的多方,亏损达40亿元。

然而,证券市场绝无仅有的戏剧性一幕出现了。在当天晚上十点,上交所紧急宣布2月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交易作废,“327”收盘价调整为151.3元。

1995年,327国债期货协议平仓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员工食堂进行

将中国券商带到世界目光下的管金生尾盘获利化为泡影,并因贪污、挪用公款40万元罪名被捕入狱,判处17年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5年。他出狱后再谈“327事件”时,认为自己错在缺少政治智慧,但在行动上绝对尊重和遵守法律的判决。

被美股、英国权威机构评为中国第一大证券公司的万国证券账面有56亿元亏损,濒临破产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出现40亿元的严重亏损,其创始人和灵魂人物尉文渊引咎辞职。

“327事件”与“810风波”,在中国证券史上留下了两个深深的烙印,而且不偏不倚,沪深各占一个。于其说这是偶然,不如说是一种必然。任何时代,只要涉及改革,“探路”与“跌倒”都是孪生相伴。诚然,这便是成长的代价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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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争:“沪强深弱”与“深强沪弱”

1992年的“810风波”,对深圳市政府而言,无疑是需要被问责的重大挫折事件。但因祸得福的是,由于此事引发中央高层乃至全国舆论的关注,使得深交所在全国的知名度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,在全国的影响力超越了上交所,交易的活跃度也胜过上交所。

1993年春,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分别听取了两大交易所专项汇报,之后得出了与市场呈现一致的判断——深强沪弱,遂要求上海向深圳学习。

尉文渊本来还觉得自己干得不错,突然发现搞了半天还不如深圳。

于是,他着手推出系列措施。之一就是,在全国范围邀请与国民经济有较大关联的企业在上交所上市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四川长虹、哈医药。这不仅使得上交所的上市公司规模和股本规模迅速增加,而且有效提升了上交所对其他经济区域的吸引力。那个年代,哪个省市只要出现上市公司,立刻就能把当地的经济与知名度带动起来。

于是,竞争态势逆转,沪强深弱的格局形成。

接着,尉文渊又推出一项新的证券交易品种——国债期货。没想到的是,原本想借此进一步拉大与深交所差距的举措,最终酿成前述的“327事件”大祸,自己也引咎辞职。

不过,虽然上交所爆出“327事件”,但是在股票交易层面沪强深弱的格局并未改变。

1995年10月起,停发新股一年多后,沪深交易所重新恢复IPO。当时一批共计20家,由企业自主选择上市地点,结果19家选择了上海,只有一家选择了深圳。而在市场活跃度方面,到1995年年末时,沪市的成交量最高时是深市的6倍。

冰冷的数据将沪深的强弱势反差衬托得格外扎眼,深交所的危机感空前强烈。

同在1995年10月,适逢庄心一从建行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任上调任深交所总经理,而深圳市政府方面分管金融的副市长为武捷思。

为了激活深市,深圳做了一系列的努力,最显诚意的就是对上市公司的服务态度。

当时深圳内部形成一套规矩,包括什么级别的客人由谁接待,上市仪式敲钟由谁出席,等等。当时规定,小盘公司上市,交易所副总经理、市证管办副主任出席;中型公司上市,交易所总经理、市证管办主任、分管副市长出席;如果是大型国有企业、有影响的大盘股,除了这些人以外,市委书记或者市长也得出席。时任深圳市市长的李子彬,就没少出席这类仪式。

“这个态度不知比上海端正多少倍了,上海连人都找不着。”至少,这份服务的诚意,提升了对拟上市公司的吸引力。据称,陕西省证管办一位主任某次出差到深圳,因为航班问题,飞机降落在了广州。深交所总经理庄心一带上司机亲自到白云机场去接。

此外,副市长武捷思又推出了一项“增值服务”:给所有来深交所上市的公司老总派发深港免检通行证,一家给两张。此举又强化了对拟上市公司的吸引力,上世纪90年代,能去香港犹如出国一样。

经过1995年的低潮,1996年开始,深交所逐渐扭转颓势。6 月份,深市的成交量开始超越沪市,全年下来深市总成交量以55:45高于沪市。此外,深交所的上市公司总量也大幅提高。1996年年末集中有5家公司要在深交所挂牌,如果一并上市的话总数将超越上交所。

客观而言,那个阶段,在沪深交易所没有差异定位的情况下,不管各自采取怎样的策略,本质上都是同质化竞争。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金融领域,同质化的竞争,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,显然不是资源利用的最优解。

这一点,处江湖之远看得清楚,居庙堂之高同样明了。几年之后的改革措施,就此埋下伏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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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权:地方自治的终结

1997年之前,无论是深圳的810风波还是上海的327事件,或许都可以用交易所在地方自治下的“好心办坏事”来形容——建设心切却决策失误。810风波的发生,失误在于深圳市政府低估了新股发行模式不合理带来的严重冲击;327事件的发生,失误在于尉文渊推出了超前的金融衍生品,放大了市场投机风潮。

这恰恰说明,在两大交易所还处于“试一试”的阶段时,保驾护航的力量主要来源于上海、深圳两地政府甚至是个人影响力。

比如,尉文渊之于创建初期的上交所,在他担任总经理时期,影响力之大甚至可以改变投资者信心。有资深股民举例说,在当时有型的交易所市场里,如果某一天股市连续多天阴跌,只要尉文渊冲到市场里,双手叉腰,大声说“你们不要慌,马上就涨上去了”,指数则会应声而起。

如果用现在的视角来评判他的行为,妥妥要被批判干扰市场。但在制度有待完善的时期,大家都相信他,他说涨,大家都会跟着买进,他说不行,大家都纷纷抛售。

再比如,深圳市政府之于创建初期的深交所。1991年4月22日,对于试营业5个月、刚拿到央行正式批文的深交所来说,是个非常尴尬的日期,因为这一天全天零成交。看着自己一手主导设立的交易所一天天萧条,深圳方面决定筹集2亿元拉升第一权重股“深发展”的股价,依靠龙头股带动其他股票上行。随着股价上行,股民们又有了信心,重新杀进股市,到10月中旬,深圳股市全面复苏。

这在当时是深圳市政府“救市”的一种表现,但同样留下了政府组织炒作股票、操纵股市的嫌疑。

此外,两大交易所在正面战场展开良性竞争的同时,在侧面战场也不乏恶性竞争。比如,1996年,眼看着深圳在成交量上要超过上海,上交所不甘心,于是采取手段刺激沪市。最典型的事例是,上交所亲自出面组织本市两家大型券商炒作沪市大盘股,并且制定了一整套方案。结果炒砸了,套住了,该等券商不干了,找交易所要赔偿损失,事情最终败露。

两大交易所竞争逐渐白热化,这时候证监会的作用开始显现。

虽然证监会早在深圳810风波之后的1992年10月即宣告成立,但并未获得两大交易所的全面管辖权。当时两大交易所的章程写的是,交易所由证监会和地方政府共同管理。这个共同管理的含义是:在业务上由证监会指导,但人事权、财权归地方政府。因而,两大交易所本质上依然是地方自治。

1996年8月21日,国务院证券委修订《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》,将1993年版暂行办法中的“证券交易所由所在地的人民政府管理,证监会监督”的表述更改为“证券交易所由证监会监督管理”。同年10月14日,证监会正式向上海、深圳两地交易所派驻督察员。

1997年7月2日,国务院决定将证券交易所正、副总经理的任命权以及正、副理事长的提名权交由证监会,证券委于11月30日同时修订《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》中的人事聘任规定。

至此,沪深交易所结束了长达7年的地方自治时期,正式统一收归证监会管辖。

1998年,国务院证券委撤销,中国证监会成为中国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部门,并由国务院直属副部级事业单位升格为正部级单位。同年12月29日,《证券法》获得人大常委会通过,首次以法律形式确认了证券市场的地位。

从1792年《梧桐树协议》的签署标志纽交所设立,到1934年SEC的成立标志美国证券监管统一架构成型,中间是142年历程的经验与教训。中国证券市场短短七年的经历,远没有给证监会留下足够多的治理经验,这也预示着后续的路并不轻松,证监会主席注定是个“火山口”岗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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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化:“失去的四年”与“多层次资本市场”

1998年,哈佛大学肄业生比尔·盖茨发布了Windows 98系统,尽管发布会上win98一度蓝屏死机,但也不妨碍科技创新的比尔·盖茨继续蝉联当年世界首富头衔。

世纪之交,互联网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,短短几年内诞生了许多在未来能呼风唤雨的互联网巨头,谷歌、亚马逊、腾讯、阿里、百度……

纳斯达克的火爆,使得创业板的设立成为各国资本市场的焦点话题,同样也引发了中国总理朱镕基的思考。

2000年5月,深圳市政府接到中国证监会通知,周小川主席要到深圳市政府商量一个重大事情,但并未告知具体议题。周小川到达深圳之后,向时任深圳市市委书记张高丽、市长于幼军传达了一周前国务院会议的决定:上海建成一个主板市场,深圳建成一个创业板市场,并拟将深圳的主板并入上海。

按照国务院的构想,两个同质化的交易所并不是最优方案,而应该是一个差异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。

站在深圳市政府的角度,对创业板落地深圳肯定是高兴的,毕竟深交所在1998年就开始自发做了类似创业板的研究,并向证监会提交过《关于进行成长板市场方案研究的立项报告》。

但是要从深圳拿走主板市场,深圳市政府却是一万个不愿意。十年前深交所获得准生证尚且经历九九八十一难,谁又能保证创业板会一帆风顺。假如创业板推进遇到不可抗力而主板又被拿走了,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,深圳市政府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。

心急如焚的深圳市政府上上下下都在研究解决方案,此时已是深圳市副市长的庄心一连夜准备报告。

一周之后,一份主报告、六份副报告成型。张高丽拿着报告带上庄心一即刻进京,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。此行的目的很明确——留住主板。深圳方面的主张是,如果抽走主板市场,对深圳的金融、证券、服务、交通以及整个城市的定位,粤港、深港合作都有一系列的影响。国务院领导终于松口,表示可以再考虑一下。

这还不够,从北京返回之后,张高丽又马不停蹄前往广州,向时任省委书记的李长春汇报,李长春又即刻启程进京陈情。为了留住主板,张高丽还公开呼吁,“深圳不仅是深圳人的深圳,还是全国的深圳”。

竭尽全力的争取之后,国务院定调:深圳的创业板继续推进,深市主板保留,但是停发新股。这可以说是深圳市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。

2000年9月15日,中联重科在深交所网上发行后,深交所停止在主板市场新股发行,全力筹备创业板。

接下来,众所周知的是,受纳斯达克科网股泡沫破裂影响,深圳的创业板搁浅了。2000年到2004年对深圳的证券市场来说是“失去的4年”,停发新股期间,大量金融企业外迁,人才流失,深交所与上交所差距逐渐被拉大,在这四年中,有298家企业到上交所上市。

2002年11月16日,网友我为伊狂(真名:呙中校)在人民网“强国论坛”写下一篇长达1.8万字的《深圳,你被谁抛弃?》(点击相当于现在千万级阅读量),将深圳的失落氛围推向顶点。

直到2004年5月中小板的设立,深交所境遇才逐渐改善。

此后,沪深交易所开始差异化的竞争。上交所被定位成大型国企改制融资场所,深交所则成为高科技新兴公司及中小企业上市首选。

2009年10月,创业板终于呱呱坠地,首批28家实现上市。

深交所的重新崛起在创业板开启之后。随着大型国企、巨头企业纷纷IPO,上交所的上市资源不断减少。而中小板与创业板奠定了深圳战略性的地位,市场多数IPO资源逐渐聚集到深市市场。“沪强深弱”的格局逐渐被颠覆,2018年之后,深交所在上市公司数量和成交量方面双双超越上交所。

中国的沪、深交易所,可比之于美国的纽交所与纳斯达克。超过200岁的纽交所,几乎垄断了美国所有传统行业上市巨头,而晚至1971年才诞生的纳斯达克,虽然年轻,但挟着科技与互联网的浪潮,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。类比之下,汇聚了大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深交所,未来的成长空间也更被看好,两个板块市盈率的差异即是脚注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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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声

竞争压力之下,上交所也在求新求变,国际板、战略新兴板都曾进入上交所的谋划范围,只是最终未能修得正果。

直到2018年11月5日,国家主席正式宣布,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。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,成为科创板重点支持的产业。此后,科创板从宣布设立到首批企业正式过会,时隔仅7月余,筹建速度之快堪比当初的上交所。

截至2019年2月末,A股市场上市公司总数已达3606家,52.49万亿的总市值更是GDP的六成。同时,这个市场还聚集着1.48亿的个人投资者和35.42万户机构投资者。

从1986年邓小平向纽交所董事长约翰•凡尔霖送出一张中国股票起,回首三十余年,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,从孱弱幼苗到苍天大树,经历的是风云巨变,诠释的是国运升腾。

30年的沪深风云之下,也记录着无数普通人的命运轨迹:他可能是工厂的仓库保管员,通过投资股票成为名噪一时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,从此走上人生巅峰;他可能是高中辍学生,却凭借丰富的投资理论和实战经验,成为股市“神一样的存在”,最后却因内幕交易锒铛入狱;他可能是建材公司老板,梦想一夜暴富,押上全部身家加杠杆入市,欢喜不过数日便损失惨重,妻离子散;他也可能是刚毕业的95后,蜻蜓点水,浅尝辄止,交个学费……